这一次，她换到了西语系。3年间，她换了3次专业，这在今天的大学里是无法想象的，幸好，她是在西南联大，那时的联大，气氛宽松而自由，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转专业，事实也证明，她并没有辜负学校的宽容，她是有天赋的，再加上从小在马来亚打下的英语底子，后来，她成了新华社对外部特稿组高级记者。
因为长年的肺病，施松卿很是纤瘦，再加上她淡眉秀目，有天生的雅致容颜，一颦一笑间自有一种怯弱不胜情的姿态，叫人忍不住心生怜惜，于是，她便有了个外号叫“林黛玉”，先是外文系的同学叫，后来传开了，连外系的人也都知道了，慕名前来看她。
追她的人很多，光是外文系便有两个，一个叫赵全章，一个叫袁可嘉，两个人都是外文系极优秀的男生，赵全章中英文俱佳，能用中文写一手漂亮散文，在1941年给陈纳德的美国志愿空军做英文翻译官的时候，他一个人被破格提为上尉。而袁可嘉也颇有才华，他写过一首《沉钟》：“ 让我沉默于时空，如古寺锈绿的洪钟，负驮三千载沉重，听窗外风雨匆匆；”文辞典雅，意境优美，闻名一时，后来，他成了研究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专家。可是，施松卿把他们都拒之门外。
1945年夏天，施松卿毕业了，那时，太平洋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日军占领了马来亚，四处捕杀爱国侨领，他的父亲之前与当地群众关系融洽，所以没有被人告发，很幸运避过了一劫，然而家中的境况却大不如前了。于是，毕业后，她没有回家，留在了昆明。她去了建设中学，做了一名教师。
建设中学位于昆明郊区，是一所私立学校，这所学校是联大的校友办的，雇员也都是联大的同学，在这里，她遇上了中文系的汪曾祺。
她其实知道他，他是中文系有名的才子，是教文学创作的沈从文先生最得意的门生，她在报刊上读过他的文章。
她很喜欢他的文章，每次看到，她总会无端想起父亲收藏的那幅仕女图，画中女子不过是淡淡的水墨勾勒而出，全然不着一色，却比那些西洋画上浓墨重彩的女人更美。
他的文章就是这样，不卖弄那些生僻的字，也不堆砌那些华丽的词，他只用最简单寻常的字句，却独有一种别致的韵味，叫人一读难忘。
但她很奇怪，他这样一个优秀学生，怎会没授予毕业证书，只领了一张肄业文凭。她忍不住问他，他也不以为忤，说给她听。
原来他和她是同年，都是1939年入校的，本来应该1943年毕业。但西南联大对学生素来要求严格，只要有一科成绩不及格，学生便不能毕业。他的专业成绩虽然优秀，体育和英文却不及格，于是他只能留级一年。谁知第二年政府征调1944班的学生集体上前线当翻译，不去的人就不能拿到毕业证书。他不愿参战，便没有获得学位。
他不是不在乎学位证书，当初为了报考西南联大，他不惜万里跋涉，从家乡去香港，从香港去越南，从越南来到昆明，前来报考中文系，途中他还大病一场，几乎丢了命，可最终他还是两手空空离开了西南联大。
不知她听他说这段事时会怎么想。会欣赏他的傲？为了反战连学位证都不要？
如果她这么想，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她一定会发现自己错了，他不去不是为了反战，而是因为他不喜欢在校方的压力下被迫参战，不喜欢为了获取利益而违背自己的心意。
就像他讨厌马约翰教授的严格考勤，他明知逃课就会成绩不及格，可他还是照逃不误。当初他不会为了一个及格分而勉强自己，现在他亦不会为了拿一个学位而参战。
他从来都是一个随心率性的人。
每天一起上班下班，施松卿和汪曾琪渐渐熟悉。她了解到他是江苏高邮人，3岁的时候，生母杨氏便过世了，后来，他又有了一位疼爱他的继母张氏，但没几年，张氏也撒手而去。第三位继母任氏是他念高中之后才进门的，他和任氏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不过，他很尊敬任氏。
汪家在高邮算不上多显贵，却也是有名的书香门第，他也受过正规而完整的教育，在高邮当地读了幼稚园，小学和初中，还先后跟祖父聘请的张仲陶、韦子廉两位先生学《史记》和桐城派古文，他的高中读的是江南一带很有名的江阴南菁中学，这所创立于1882年的老牌中学，出过不少名人，民国初期的江苏都督庄蕴宽，国民党元老纽永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冰心的丈夫社会学家吴文藻等等都出生于此。可以说，他童年和少年时代所经受的良好教育为他后来的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岁那年，他离开家，进入了西南联大中文系，在学风开放的西南联大，他充分发挥了他自由散漫的个性，他只选自己喜欢的课程，他偏爱那些充分给予学生自由的教授，对那些一板一眼要求严苛的教授敷衍了事，甚至干脆敬而远之，逃课不上。朱自清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仅要求学生交读书笔记，而且还安排月考、期考，他受不了考试，索性缺课……。
西洋通史课的皮名举教授，要求学生记笔记，还要交历史地图，他交了一张马其顿王国的地图，气得皮先生在地图上注了两行字，“阁下所绘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
可是，他却很喜欢沈从文，沈从文教创作，他教课的方式是先让学生自由写作，然后再根据学生的习作特点逐一点评。这很对他的胃口，沈先生的课他从不缺席，简直是抱着一种虔诚的态度去听，而沈从文对创作的看法，“要贴着人物来写”，让他深铭于心，影响了他的整个创作。
沈先生对他也最为看重，在沈先生的推荐下，他的小说《复仇》发表在了1941年5月2日的《大公报》上，他还写过一篇小说叫《灯下》，并不是很成熟的作品，沈先生却很欣赏他白描的手法，特意找了几篇类似的文章来让他学习，在沈先生的指导下，他反复修改，终于改成了《异秉》，成为了他所有小说里的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