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94岁高龄的冯端院士,身体有很多毛病。早晨吃第一口饭的时候,就要吃降血糖药,然后是保健品。冯先生听力下降,每天都要佩戴助听器,下楼要坐轮椅。“他白天要人陪着他,我就等他睡觉后,
给他清理助听器,清洗假牙,药要每星期配一次,提前配好,省得服用的时候手忙脚乱。”天气太冷,两人已经很少下楼活动了,等天气暖和了,陈廉方打算陪冯端到南大鼓楼的校园里转转,带点报纸和书,在校园里晒晒太阳。
一起走过了62年的岁月,陈廉方回忆两个人第一次正式相识,还是在1953年的秋天。当时为了庆祝苏联的十月革命,南大物理系举办文娱活动。陈廉方的高中同学王业宁,也是南大物理系的老师,便把她也带到了活动的现场,并介绍与冯端认识。“其实那次见面,是业宁想要撮合我和冯端,特意安排的。”当天的活动,有人唱歌,有人跳舞,冯端在打桥牌,王业宁就把陈廉方带到牌桌前,搬了一张椅子放到冯端旁边,让她看他们打牌。“趁着冯端起身打招呼的时候,业宁转身走掉了,我就坐在冯端身边听他叫牌。”
其实,两年前,两人就曾有过一面之缘。当时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南大物理系和金陵大学物理系要合并,两校的青年教师便组织了一次联谊活动。“那天正巧,我去看望王业宁,她就拉着我去参加了联谊会。解放后,穿长袍的男士不多,那天,冯端身穿一件深色长袍,戴着一副眼镜,温文尔雅,与众不同,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仅此而已。”
相识后,冯端邀请陈廉方到他小粉桥的单身宿舍去玩。为此,冯端请人事先代为整理了房间,还特意买了一包水果糖。“没有盛放糖果的碟子,冯先生就把糖果倒在了桌子上,还为我泡了一杯茶,不过,因为水不热,一直到我走,茶叶都没泡开。”提起那次的见面,陈廉方记忆深刻。她还记得用来泡茶的玻璃杯,看起来好像是一只磨砂玻璃杯,后来去宿舍的次数多了,才了解到,原来冯端只有一只杯子,刷牙、喝水、待客全用它,而上面的磨砂,只不过是牙膏渍。
“相看两不厌”,这样的诗句,也曾经出现在冯端写给陈廉方的诗中。“有什么好看的呢?”在陈廉方看来,自己身高1米47,冯端也不到1米7。但相处久了,就会发现,冯先生虽然貌不惊人、不善辞令,但外拙内慧,不露锋芒,就像一块“璞”,外表粗糙,内心却是晶莹剔透的美玉。“我觉得用这个字来形容冯先生是最恰当的。”
冯端院士做科研严谨,为中国凝聚态物理学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生活上却不拘小节,非常随便。冯端在小粉桥的宿舍是一间朝北的房间,没有取暖设备,冬天非常冷。一次,陈廉方去宿舍看冯端,冯端感冒了就躺在床上。“我这才知道,他根本不知道怎么照顾自己,大冷的天,他里面就穿了一条绒布睡裤,裤腿还是宽的,根本不保暖,他的鞋也不合脚,袜子后面磨出了洞。”一个人的生活太苦了,那就赶快结婚吧。1955年,冯端与陈廉方缔结良缘。
陈廉方为冯端购买羊毛衫裤、棉衣、皮外套,还买了火炉御寒。“同宿舍的同事就开玩笑说,陈廉方来了以后,冯端完全变了一个样子!”两个人的婚礼也特别简单,没有什么特别的仪式,就摆了两桌酒席,一桌请了南大物理系的同事朋友,另一桌请了南京市三女中语文组的同事朋友。“我们家到现在,对于一般的习俗,也并不是那么看重,三个女儿结婚都没办婚礼,我们说不要男方的彩礼,全是旅行结婚。”
[风雨相伴]
“他就是我的钻石
哪里还需要其他的钻石”
上个世纪50年代相识以来,冯端和陈廉方夫妇经历了反右,三年困难时期,十年文化大革命等特殊历史时期。两个人的爱情,历经岁月和风雨,一路走了过来,是由于彼此的搀扶与陪伴。
1957年,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运动,当时在南京市第三女子中学任教的陈廉方,因为心理的恐惧和身体的孱弱,严重失眠,以致精神濒临崩溃。冯端在校系里颇受器重,陈廉方害怕影响他的前途,而不敢告诉他,自己便主动要求离职养病。
从教师岗位下来后,陈廉方觉得自己应该为冯端做点事,首先挑起了全家七口生活的重担。三年困难时期,物质匮乏,买粮食需要粮票,买布需要布票。为了给一家七口做饭,陈廉方天不亮就要起来,去新街口、丁家桥买菜。接着,陈廉方开始为丈夫做笔头工作,60年代,冯端著《金属物理》时,便为他誊稿画图。那个年代,没有电脑,只能凭手写笔绘,冯端论著严谨,往往数易其稿,陈廉方也就一遍一遍地誊抄。至于代写通知、回执等无关紧要的信件,更是不在话下。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冯端也未能幸免。1970年,南大在大礼堂开批斗大会,突然台上的人就点名冯端是证据确凿的特务分子,接着被拎到台上批斗。
冯端的哥哥冯康,解放前在苏州读高中。那时候全国的中学有一个传统,暑假里高中男生要参加军事夏令营,接受训练,军官则来自国民党的三青团。夏令营时,军官让每一个学生填一个表,参加复兴社,后来,复兴社成了军统特务的外围组织。“十几岁的男孩子哪里知道这些呀,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一段历史被人翻出来了。”问他还发展过哪些人,冯康被逼得没办法了,就开始编故事,说发展了他的姐夫、姐姐和弟弟。因为冯康是一位数学家,逻辑性特别强,所以编故事也编得滴水不漏,让人深信不疑。既然是自己的哥哥亲口说的,还能有假吗?于是,冯端便成为了“证据确凿的特务”,写检查,受审讯,后来,冯端还被下放到溧阳分校劳动。
在溧阳农场,住在农民的蚕房里,中午吃饭则要步行到老河口,往返一个小时。有口难辩的冤屈,让冯端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他曾策划在这一小时里到树林中上吊自杀。“他后来告诉我说,‘你已失去了工作,没有了收入,如果我不在了,一家老小如何活命’,想到了我和三个女儿,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陈廉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