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徐悲鸿一生有四个女人。

 

第一个是他的第一任妻子，时间不久，妻儿过世。具体不详。

 

第二个是蒋碧薇。（比徐悲鸿小4岁）

 

第三个是他的学生孙韵君。（比徐悲鸿小18岁）

 

第四个是他的学生廖静文。（比徐悲鸿小28岁）

 

关于徐悲鸿的第一任妻子，目前没有更多资料进行查阅。所能找到也只是《蒋碧微回忆录-我与悲鸿》、廖静文《徐悲鸿的一生》中零星的记录。不过，就这些资料也已经够了，它们足以说明徐悲鸿第一任妻子的不幸：（1）与徐悲鸿结婚后，徐悲鸿基本上没有生活在她的身边，而是因为不满这桩“包办婚姻”、而“逃婚”到了上海，偶尔才回家；（2）她在重病、以及后来被家人送去常州治疗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得到丈夫徐悲鸿的照料，最后孤苦伶仃地在病中死去；（3）得不到丈夫感情的女子一般都会把情感寄托孩子身上，然而徐悲鸿第一任妻子，虽然也育有一子，但这个孩子并没有支撑多久，7岁即夭折了。

 

一、私奔美人，大家闺秀蒋碧薇

 

蒋碧薇，1898年出生在宜兴一个世代望族的大家庭里。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学过小提琴也学过法语。蒋碧薇13 岁时，父亲做主为其定下了亲事，男方是蒋家的世交、苏州查亮采先生的儿子查紫含。

 

几年后，徐悲鸿闯入了她的生活。徐悲鸿早年曾与蒋碧薇的伯父蒋兆兰和姐夫程伯威同在宜兴女子学校教书，由此建立了同蒋家的联系，深得蒋碧薇父母的喜爱。他对蒋碧薇一见钟情，成了蒋家的常客以后，便如痴如迷地恋上了她。蒋碧薇也为徐悲鸿的气质和性格所吸引。

 

这一年，传来查紫含在考试中企图作弊的消息，待嫁闺中的蒋碧薇想到自己将托付终生的夫君如此没有出息，痛苦万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毅然接受了徐悲鸿的安排，一起私奔东渡，去了日本。一对如愿以偿的恋人在兴奋和喜悦中开始了美满生活。

 

然而，她的率性和洒脱，并没有守护住原本属于她的爱情。在相伴悲鸿的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里，在突如其来的“三角恋”斗争面前，她用蛮横来维护爱情的挫败，最终导致徐悲鸿和他脱离关系。在爱情面前，她无言充当着弱者的角色，后与张道藩的交往又颇惹世人争议，一生再未结婚。

 

蒋碧薇和徐悲鸿共同生活了26年，这段婚姻最后的终结是100万元现金和徐悲鸿的画作100幅，收藏古画五十幅，儿女抚养费每月各两万。这个条件不仅在当年是极其惊人的一个数字，在今天更加是不可估量，从这个条件来看，徐悲鸿对蒋碧薇是有情的，即使在他们已经水火不容的时候，似乎也没有忘却往日恩情。他在这一百幅画作之外，又送了一幅他在巴黎时为蒋碧微画的一幅画，这幅画就是大名鼎鼎的《琴课》。画面上的蒋碧薇优雅专注，色调温馨而浪漫。晚年的蒋碧薇卖了不少徐悲鸿的画以维持生活，而这幅《琴课》一直悬挂在她的卧室床头，陪伴她终了。

 

据说蒋碧薇在知道徐悲鸿去世时还带着他们在法国时买的那一只旧怀表，泪如雨下。曾在徐悲鸿家当过保姆的刘同弟说：“徐先生走的时候，我在台湾，听蒋碧微讲的。说句良心话，虽然他们夫妻是离开了，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嘛。当然她不讲，我看她那个表情，也看得出来，她说徐先生走了，念念不忘的样子。

 

备注：蒋碧薇与徐悲鸿私奔自日本后，蒋碧薇家人无计可施，为维护双方家族（蒋家与查家）的脸面，不得不传出了新娘子的死讯，并为她举办了葬礼。

 

二、徐悲鸿的曾经挚爱：才女孙多慈

 

我国早期屈指可数的女油画家之一，孙多慈在艺术上的成就曾令世人瞩目，加上当年她与徐悲鸿的特殊关系，这位才女的人生际遇，总使人们缅想而生轻叹。

 

孙多慈，又名孙韵君，安徽省寿县人，1912年出生于书香门第，祖居寿县城关东大街钟楼巷。其父孙传瑗原是五省联军孙传芳的秘书，后曾任大学教授、教务长。母亲汤氏也任过女校校长。孙多慈姐弟三人，其排行老大。她从小受着良好的家庭教育，文学功底扎实，十七岁毕业于安庆女中。

 

1930年暑假，孙多慈报考了当时的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却没有考取，于是作为旁听生到艺术系随时任中央大学美术教授的徐悲鸿学画。孙多慈一开始作画就获得了徐悲鸿的赞赏。有时徐悲鸿还邀请孙多慈到其家中为她画像，有时也一同出去游玩，于是两人慢慢地就产生了感情，当时徐悲鸿已三十五岁，且已有一双儿女，孙多慈与徐悲鸿的交往自然会遭到徐妻蒋碧微的阻挠和反对。尽管徐悲鸿多次向蒋解释，说他只是欣赏孙多慈的才华，但是当时在蒋碧微的眼里以及在旁人的心中，徐悲鸿与孙多慈的关系已远远不止师生关系那么简单。

 

1931年夏天，孙多慈以图画满分的优异成绩被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录取，正式成为了徐悲鸿先生的学生。而多慈的聪明好学使悲鸿更加赏识和器重。徐悲鸿毫不隐讳地宣扬着她的天才和智慧，而当时好事之徒的渲染附会，使得这轰动一时的花边新闻便不胫而走。在校期间，由于徐悲鸿对孙多慈特别关爱常好事者引为淡资。当时的孙多慈，年仅十九岁。这些闲言碎语甚至诋毁嘲弄对她来说，终日难以消受。

 

1933年1月，徐悲鸿携中国近代名家绘画赴欧举办巡回展览，孙多慈继续在中大学习。其间孙多慈与徐悲鸿书信往来从未间断，直至1934年8月徐悲鸿回国。

 

徐悲鸿回国后不久，孙多慈—行几十人便在他的带领下到天目山与黄山等地写生。据说写生期间徐悲鸿与孙多慈可能由于久别重逢之故，很是亲密，一路上根本不在乎别人可能会议论，甚至还被一位云南籍的同学偷偷地拍到了一张二人在某山间僻处接吻的照片。写生回来之后，这些风言风语很快就被蒋碧微获悉，于是她怒不可遏地冲进画室去找孙多慈与徐悲鸿“算账”，甚至把画室里徐悲鸿绘有孙多慈的画也撕破了，当时的激烈程度毋庸赘言。

 

由于蒋碧微的吵闹与同学们的纷纷议论，孙多慈这位才华横溢的女学生在中央大学再也呆不下去了。未及毕业，孙多慈便不得不匆匆离校，回到安庆女中任教。1937年日本侵华，1938年4月，孙多慈随她的父母避难至长沙，在那里又遇到了徐悲鸿。随后，孙多慈一家就被徐悲鸿接到了桂林。不久，徐悲鸿又设法为孙多慈在广西省府谋了一个差使。

 

孙多慈爱徐悲鸿，徐悲鸿对孙多慈也很有感情，但是徐悲鸿因与蒋碧微之间的感情纠葛，却迟迟没有决心与其离婚。直到此时（1938年）孙多慈随父母避难至桂林，徐悲鸿才在犹犹豫豫中登报声明与其前妻蒋碧微脱离关系，并随后托其朋友沈宜甲先生去找孙父提亲。不料本来胸有成竹的沈先生却被孙老先生骂了个狗血喷头，给撵了出来。孙家随即便收拾行装，没过几日就离开了桂林，远远地跑到了浙江丽水，在那里定居下来。不久孙多慈便与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结婚，先后在浙江艺专、省立临时联合中学（校址在丽水碧湖）任教。

 

孙多慈悔嫁许绍棣，也多有一番“故事”。1939年8月，孙多慈在给徐悲鸿的一封信中道出了自己的悔意和对悲鸿的相思。其中有一句大意是：“我后悔当日因为父母的反对，没有勇气和你结婚，但我相信今生今世总会再看到我的悲鸿。”

 

因为内心久久深爱着徐悲鸿又不能脱离无爱的婚姻，孙多慈的—生大都在痛苦、矛盾、后悔中度过。她为了寻求解脱便经常借故去美国，并常常到也在美国的王少陵先生家做客。王少陵是一位名震一时的油画家，当年他从大陆去美国时去向徐悲鸿告别，因为赶时间未来得及等徐悲鸿为其作画，他便硬叫徐悲鸿在一幅本来写给孙多慈的诗作上落下了他的款，带到了美国，将这幅徐悲鸿手书的诗幅一直挂在位于纽约家中，其内容是：急雨狂风势不禁，放舟弃棹迁亭阴。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

 

孙多慈每次到王少陵家中见到徐悲鸿的这首诗都会黯然神伤，泪流涟涟，感叹不已。1953年9月，孙多慈在纽约惊闻徐悲鸿辞世的消息，一时昏厥过去。她说自己愿意为悲鸿戴孝三年，据说后来果然当着许绍棣的面为徐悲鸿戴了三年孝。

 

孙多慈一生多才且有成，但由于长期悒郁，于1975年3月因患癌症病逝于美国洛杉矶，享年六十四岁。对于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她一直保持着安静和沉默，她对徐悲鸿的感情，除了她曾经写给他的几封信和几首诗，没有留下其它任何形式的表达。

 

备注：孙多慈父母看到徐悲鸿的报纸声明，不喜反怒，如此喜新厌旧的男人，怎么可以托付终身？不久，孙多慈在父母的安排下嫁给了国民党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

 

三、廖静文——读懂悲鸿，守候悲鸿的坚韧女子

 

1942年，廖静文在长沙有名的周南女中读书，梦想考入大学像居里夫人一样从事化学研究，并以当年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湖南商学院，而她却偏偏想要去广西上学。因为战乱，廖静文到了广西才发现自己已经错过了报名期，只好在“抗战文艺演出团”找了份唱歌的工作勉强度日，后因不满领头的把几个从沦陷区来的姐妹裁掉，执意离开了演出团，在报看到重庆的中国美术学院招图书管理员，便报名面试。

 

在那次面试中，廖静文见到了当时已有相当大名气的徐悲鸿。“他已47岁了，两鬓有些花白，有一张苍白憔悴却轮廓优美的脸。他问我为什么想去重庆，我就实话说想去那儿上大学，说完便后悔，谁愿意要一个不安心工作的人呢？没想到先生还鼓励我说‘人要有大志向，很好。’”廖静文从内心对悲鸿的大度钦佩。

 

那时，徐悲鸿当时的生活状况非常差，并且长廖静文28岁。“我们结婚时连一床新被子都没有。”廖静文说，“还不到27岁的我就这样被聘用了，跟着悲鸿到了重庆。当时学院图书馆的书并不多，我有闲了就帮先生整理画案，也看他画画。好多次看他自己洗衣服甚至钉纽扣，便很替他难过，我知道他妻子爱上了别人离开他了。”有一段时间他们经常一起到嘉陵江边散步，天长日久，他们互相依恋，感觉离不开对方了，便考虑订婚。

 

不久，也在重庆的社会教育学院教书的蒋碧薇得知此事后也颇有闹腾。廖静文的父亲大发雷霆，不同意这桩婚事。“我哭着给悲鸿写了封信一个人走了，在嘉陵江边等轮渡的我正暗自伤心，一只大手拍在我的肩上。悲鸿往常是上完课中午才回住处，那天他心神不定，只上了两节课便回去了，发现我写的字条便疯了似的追来。他说自己与蒋碧薇没有任何干系了，她要什么我都满足她，只要能跟我在一起。”

 

迷一样的人生面前，廖静文说，遇见悲鸿，“改变了我的一生”。仅仅相濡以沫七个年头就与悲鸿阴阳两隔，对于命运的艰辛，廖静文仍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因为他是中国如此杰出的一个人物，遇见他、陪伴他、为他生下两个孩子，这对平凡的我来说真是意外的幸运，尤其是每当我想起他生前那么钟情于我，都忍不住要流泪。”

 

廖静文曾写作《徐悲鸿的一生》一书，在廖静文的笔下，徐悲鸿先生就是大师，就是偶像。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大师家人的尊重和喜爱。她在“后记”中写到：“我在悲鸿的故乡看到了那些淳朴的乡亲们和他童年世道的伙伴，也见到了悲鸿的舅父、舅母、表兄、表嫂和妹夫……他们都亲切而热诚的待我”。廖静文的文字里，表现更多的是大师对美术的热爱、对国家美术事业的操劳、以及志同道合的爱情佳话，而文中的许多插图，都是徐悲鸿先生的大作，笔墨中处处留有先生的崇高敬业精神。

 

在徐悲鸿早年赠给她的一首小诗中，仿佛已经道出廖静文对悲鸿痴痴的爱和无尽的相思：灯灰已入夜，无计细相思，魂已随君去，追随弗不离。

 

在徐悲鸿的一生中，廖静文是最能读懂他的，而他眼中的徐悲鸿，也是一个善解人意，体贴入微的绘画大师。晚年的悲鸿，能够拥有这样一位女子的相伴，应该是幸福和满足的。

 

第二篇：
 

初识

 

我和徐悲鸿先生，都是江苏宜兴人。蒋家是宜兴大族，光绪十六年，父亲和出身名门的戴清波女士结婚，两人心志相投，经常一起唱和诗词、吹箫弄笛，恩爱逾恒。我出生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二十九日，正巧我家东书房一棵海棠盛放，祖父为我取名棠珍，字书楣。

 

我第一次见到徐悲鸿先生，是在宜兴家里。那时徐先生在初级师范教授图画，和我的伯父姐夫都是同事，只听到大家都在说他的名字取得怪，以及许多有关他的轶闻轶事。如他服父丧，白布鞋里却穿双红袜；又说他兼授始齐女学的课程，天一亮由城里步行三十里赶去上课，中途过家门而不入……总之，他被看做与众不同的特殊人物。

 

有一天他到我家拜访我的伯父，在大厅上坐着谈话。我听说这位闻名已久的大人物来了，借故走过大厅去看了他一眼，但是并没有深刻的印象。

 

徐先生不愿住在家中，跑到上海念书。十九岁那年，父亲过世，他身为长子，当然要负担家庭生活，迫于无奈，只好回到宜兴，一口气接了三家学校的聘约。教了整整两年的书，他不愿被家累拖住，又悄悄跑到上海，由于生活费一无着落，往往一天仅吃两个粢饭团充饥。

 

正在走投无路之时，忽然看见哈同花园在报纸上登广告，公开征求画仓颉像，徐先生画了一张去应征，获得录取。哈同花园总管姬觉弥对徐先生深为赏识，请他担任园中美术指导一类的工作。后来，姬觉弥又提供费用，让徐先生进了震旦大学法文专修科，生活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徐先生的故事使我对他产生了一种钦佩和同情兼而有之的复杂感情。那时候我只有十八岁，刚从古老守旧的宜兴来到五光十色的上海，但我的生活天地仍局限于一楼一底的家里，我所接触的人只有家人邻居，徐先生这时闯进我们的家庭，给我带来了新奇的感觉。我觉得他很有吸引力，不仅在他本身，同时也由于他那些动人的故事，以及他矢志上进的毅力。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因为在我那种守旧的家庭里是绝对不可能的。

 

后来徐先生的太太在家乡因病去世了，留下一个儿子，由祖母带，七岁时因为出天花而夭折。

 

有一天，我听到父亲在母亲面前谈他，我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其实我正聚精会神地听。父亲夸奖徐先生，认为他的人品才貌都难得，断定他是一个可造的人才。母亲默默地听着，不时颔首。最后，父亲慨叹地说：“要是我们再有一个女儿就好了。”父亲的话意说得太明显了：虽然徐先生少年丧妻，但他总要再婚的。为什么要“我们再有一个女儿”呢？因为当时我姐姐已嫁到程家，我也和查家订了亲。如果再有一个女儿，很显然，父亲希望能有这样一位才貌出众、画艺高超的女婿。　　

当时有一位同乡朱了洲先生，和我家还有点亲戚关系，他在上海务本女校教体育，常来我家向我父亲请教学问。徐先生到上海以后，第一次来我家拜访父亲，便是朱先生引见的。我父亲念徐先生独身在外，难免多加照顾。没有多久，他简直变成我们家里的一分子，只要学校没有课，他总是待在我们家里。

 

徐悲鸿先生原名寿康，是离宜兴城十八里的屺亭桥人。他的父亲徐达章公能诗、工书画，一共生了三子三女，一家八口就靠他父亲卖画鬻字为生。徐先生是长子，九岁从父学画，十七岁时父母为他娶亲，由于他不满这门婚事，离家出走，后来被父亲抓回去完婚。十八岁那年生一子，他为儿子取名劫生，意思是“遭劫而生”，后家里人将其改为吉生。

 

牵手

 

有一天，朱了洲先生到我家来，父亲和母亲都不在，他突如其来地问我：“假如现在有一个人，想带你到外国，你去不去？”

 

我听他这么一问，脑子立刻就映出徐先生的影子，这“一个人”和“外国”，同时构成强烈的吸引，使我心底的暗潮汹涌澎湃，不可遏止，耳畔仿佛响起嘹亮的喊叫声：“去呀，去！你为什么不去？”

 

我茫然地站着，衡量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去不去都将决定我未来的命运，当时我只有一种紊乱与无助的感觉。也许是朱先生猜中了我的心意，他低声告诉我说，这个人就是徐先生，他最近要到法国留学，很想带你一起去。

 

我听说过徐先生要到法国的事，可是我连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竟要带我一同去，由于一向对徐先生的好感和爱慕，以及想逃避查家的即将迎娶，使我禁不住朱先生一再地催促，竟脱口而出：“我去！”

 

朱先生很满意，但他一再叮嘱我，这件事千万不可泄漏，否则会有很大的祸事，关于出国的一切准备和手续，徐先生自会替我办理。我的神志逐渐清醒，想起自己是一个已经订婚的人，在当时是绝对不能解除婚约的，所以只好秘密出走。

 

这以后徐先生便私下为我取了一个名字：碧微。还刻了一对水晶戒指，一只上刻“悲鸿”，一只镌着“碧微”。他把碧微的戒指整天戴在手上，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便得意地答：“这是我未来太太的名字。”人家追问他未来的太太是谁，他只神秘地笑笑。

 

徐先生开始积极地准备一切，他通知所有的朋友，扬言某月某日将启程去法国，其实他仍旧留在上海，为我申请护照，办理出国手续，购置必需的日用品。那段时期他匿居在辛家花园康有为先生的家里，当时康有为已经收他为弟子。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从上海到法国的航线不通，徐先生决定带我先到日本，再看风色。他把一切出国事项都办好了，定于5月14日清晨乘日本船博爱丸驶往长崎。

 

13日我接到徐先生的秘密通知，要我在当晚天黑以后，到爱多亚路长发栈去找他。到了那一天，朱了洲先生故意来邀请父亲、母亲和二姑出去吃晚饭，饭后再去听戏。大概是傍晚六点多钟，我看暮霭已沉，便竭力使自己镇静，把早先预备好的一封信，放在母亲摆针账的抽屉里。我那封信故意写得含含混混，大意是说我深感人生乏味，颇有想去自杀的意味。就这样，我离别了鞠我育我十八年的父母，开始走向艰苦人生的旅途。

 

到了长发栈，徐先生已经等候得很着急了，一见到我如约而至，不禁大喜过望。那一夜，我戴上了那只刻着碧微两字的水晶戒指，从此我的名字也改成了碧微。

 

第三篇：

 

大家都知道，我国著名画家徐悲鸿的爱人是廖静文，鲜少有人知道，他还有一个台湾的妻子，叫蒋碧薇。

 

蒋碧薇原名是蒋棠珍，碧薇是徐悲鸿给她起的名字。她于1898年4月9日出生于江苏宜兴，父亲蒋梅笙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士，在当地办了一所小学，蒋碧薇自小跟着父亲读书，十三岁的时候，父母做主，将蒋碧薇许配给了苏州望族查家的二公子查紫含。

 

蒋家和查家的连亲，可以说是门当户对。蒋家在宜兴也属于名门大户，小时候的蒋碧薇，就有一种大家闺秀的风范，少言纳语，可是却又心思敏锐，她的眼睛稍微有点肿眼泡，可是，谁看到她，谁都会说她很漂亮。

 

蒋碧薇的漂亮，是一种藏绌的美。她美得不招摇，不夸张，安安静静，亭亭玉立，一举一动间，都透着大家闺秀的隽秀。在知书达理的父亲和母亲的培养下，她就好像一株郁郁葱葱的玉兰，散放着动人的魅力。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安静的女孩子，竟然会做出私奔这么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

 

蒋碧薇私奔的对象，就是徐悲鸿。多年以后，不知道蒋碧薇小姐会不会后悔十八岁的一时冲动。假如，她按照当时的礼仪，嫁入了查家的豪门，那么以后她的命运，将会改写。她也许会做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平平安安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人生的十字路口，总会有一个重要的人，影响着你的一生。这个人，或许是你的初恋，或许是你的朋友，也或许就是一个路人甲。这个人，是我们道路上的杠杆，他或许只是无意做过，却扭转了我们人生的轨迹。

 

这条路，或许是充满泥泞的，也或许是铺满鲜花的。这就是命运。

 

蒋碧薇自从遇到了徐悲鸿，她的人生，就发生了彻天换地的变化，当年文静娴淑的一个女子，竟然做出了破天荒的事情，这与她的气质和从小的教养很不符，但是她做了。

 

还在宜兴时，徐悲鸿在初级师范教授图画，和蒋碧薇的姐夫和伯父是同事关系，他经常拜访蒋碧薇的父亲，当蒋碧薇十八岁的时候，蒋碧薇的父亲蒋梅笙被上海复旦大学招聘，成为该学校的一名教授，一家人来到了上海。

 

可能是缘分吧，徐悲鸿当时在宜兴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家里给他包办了一场婚姻，有了一个儿子，家庭负担加重，徐悲鸿的父亲又患了重病，为了养家，徐悲鸿一口气接了三家学校的应聘，每天三十里路，为了节省路费，都是步行去上课。后来，徐悲鸿为了深造美术专业，就来到了上海学习，进行半工半读。

 

蒋梅笙对徐悲鸿的才学很是赏识，徐悲鸿处于失意之际，能得到复旦教授的肯定，也是一件兴奋的事，从此后，他经常去蒋家串门，在长久相处中，徐悲鸿和蒋碧薇就这样认识了。

 

其实，这件事发展到这里，也不过是一件发生在旧式家庭里崔莺莺和张生私定终身的情事。事实上，蒋碧薇当时除了对徐悲鸿的好感，另一原因是出于对包办婚姻的不满。当时，未婚夫查紫含就在蒋碧薇父亲的大学里上学，有一次为了考试，查紫含请求未来的岳丈蒋梅笙提前给自己一张考试卷子，蒋碧薇由此对查紫含的人品产生了怀疑，并且对查紫含有了一层藐视。

 

十八岁的女孩子心思，正是需要崇拜、爱慕某个人的时候，蒋碧薇也不例外，查紫含没有在蒋碧薇面前树立起伟岸和努力上进的丰碑，而另一个男子，却具备了这种风范，这就是勤奋好学的徐悲鸿。两个男人一进行对比，蒋碧薇对徐悲鸿开始崇拜起来，并且在父母对徐悲鸿的赞扬声里，对徐悲鸿有了朦胧的好感。

 

当初的蒋梅笙的确对学生徐悲鸿抱着很大的好感，他们还在女儿面前说过一句：“我们要是再有一个女儿就好了”，意思是再有一个女儿的话，就把她许配给徐悲鸿。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蒋碧薇已经定亲，蒋梅笙夫妻对徐悲鸿抱着一种高瞻远瞩的眼光，认为此子以后肯定会成就一番事业。

 

不得不说，蒋碧薇是受了父母暗示影响的。她整天听到父母夸耀这个贫苦的青年，潜移默化下，对徐悲鸿也就有了欣赏，于是，当他们的“红娘”朱了洲来怂恿蒋碧薇和徐悲鸿私奔时，蒋碧薇竟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朱了洲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在这件私奔事件里，他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以后这个人物，再也没有在蒋碧薇和徐悲鸿的生命里出现过，但是，这个人物的出现，扭转了蒋碧薇的一生。

 

按说，朱了洲还和蒋家有一层远亲的关系，他在徐悲鸿的授意下，怂恿蒋碧薇在一个深夜，和徐悲鸿逃跑到日本。由于蒋家不论在上海，还是在宜兴，都是很有身份的人物，而且查家在苏州，也属于名门望族，所以，当蒋梅笙夫妇有一天早晨，忽然发现女儿除了留下张便条，就不见了踪影，心里暗地里叫苦。

 

关于私奔这件事，还有另一版本，说的是蒋梅笙也同意了女儿和徐悲鸿结婚，为了给查家一个交代，便暗地里允许了蒋碧薇的出逃，并且在女儿逃跑后，办了一口棺材，就说这个女儿得了急病死了，还摆了三天灵。据说当时为了棺材里像回事，还特意在棺材里放了一块石头。

 

不管哪个版本，蒋碧薇是出逃了，蒋梅笙一家貌似也不是很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让女儿走得更利索些，蒋家假扮了一场“哭丧家”的戏。和查家的婚事，也就这样退了。

 

蒋碧薇和徐悲鸿来到了日本，开始了正式的同居生活。

 

当时的徐悲鸿，只是一介书生，他虽有几分才气，可是美术造诣和名气都还远远不够，至今他的一幅油画《放下你的鞭子》，拍卖出了三千万港元的价钱，可是当时的徐悲鸿，一幅画，连出手都很难。

 

两个年轻人蜗居在日本的一家叫“下宿”的旅馆里，日子过得非常的清贫，好在爱情滋润着他们。徐悲鸿一到了日本，便如醉如痴地喜欢上了日本的仿制原画，见到喜欢的，就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而他们身上，仅仅带着两千元，尽管蒋碧薇不买衣服，不买鞋子，心甘情愿和丈夫受苦，可还是不到半年，钱都花光了。

 

此时，只有回老家，筹备款项。当初出来的时候，蒋碧薇就没有想到还能回去，现在丈夫穷困潦倒，不回去，就没有了活路。蒋碧薇毕竟是大家族的女儿，此时回去，她知道意味着什么。

 

果然，回到了娘家，一些对父母不好的议论就传了出来。本来，当年蒋梅笙是给她大张旗鼓办了丧事的，此时一个大活人，活蹦乱跳地回来了，一切谎言不攻自破。好在蒋梅笙并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老人，他们爱女心切，重新接纳了女儿蒋碧薇，也接纳了徐悲鸿。

 

第四篇：

 

1933年，二十岁的孙多慈和徐悲鸿相恋时，后者已是有妇之夫。

 

徐悲鸿为恋人画了幅肖像，笔墨浓淡有致，蘸满了深情，画中人俏美传神。另有一幅油画《台城夜月》，他坐在草地上遥望天际，她依他而立，画面上铺陈着两人对未来的憧憬和浓浓的爱意。徐悲鸿把这两幅画公然挂在中大的画室里，爱孙之心昭然若示。

 

但是，这段师生恋却饱受非议，更是遭到蒋碧微的强悍阻拦，她趁丈夫不在，跑到中大画室取下那两幅画，藏在女佣的旧木箱子里，并对丈夫郑重声明：“我活在这世上一天，这两幅画就不必公开。 ”

 

徐悲鸿为此和妻子争吵不断，一度闹到分室而居的地步，但他顾虑名望和家庭，她亦爱惜脸面，所以，两人虽然磕磕绊绊，婚姻关系却一直维系。

 

这就苦了孙多慈，她为这段感情已耗费五年时光，缠缠绕绕中，转眼已是二十五岁的大姑娘。这期间，她受尽委屈，不但名声毁尽，更是不止一次遭到蒋碧薇的当众羞辱和种种威胁。

 

她只想要一份现世安稳，守着心爱的人，快快乐乐地过一辈子，其他的都可以不计较。如此简单的愿望，他却始终不能给她。在蒋碧薇的干涉下，她想和徐见上一面都是难上加难。

 

偷窃别人的爱情，终究难有好结果，心灰意冷之时，她接受了郁达夫之妻王映霞的说媒，开始试着和浙南教育厅长许绍棣交往。

 

抗战爆发后，孙多慈和父母逃难到湖南长沙，暂住在一家小旅馆里。许绍棣得知后，立即安排他们住到有防空洞的中学校舍，以避开日军空袭。工作上，对孙父更是处处照顾，孙父要辞职，许不但立即批准，还支付他三个月薪水，另特批了一大笔补助金，要知道，平时许绍棣可是很抠门的，这让很多人咂嘴称奇。

 

尽管身边有许绍棣春风化雨般的照顾，孙多慈却还是念念不忘徐悲鸿，背着父亲，给徐写了一封长信，倾诉思念之苦。
 

徐悲鸿收到信后，百感交集，偷偷地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写信好言安慰，表示过些日子，一定想办法到长沙相会。

 

徐没有失言，借工作之便，到长沙与分别半年的孙多慈相见，两人冒雨游岳麓山，在小馆子里吃油炸臭豆腐，那些美好的记忆一古脑地又回来了。这个男人，曾经给了他父亲般的照顾，她是如此留恋。她愿意多等一年，等他办好离婚手续，然后，他们相扶相携一辈子。

 

离婚岂是那么容易的事？连孙父也不忍女儿再将年华虚掷，单独约了徐悲鸿，明确表示希望他们早日分手，不要再阻碍女儿寻找幸福的脚步。

 

在孙父的干涉下，徐悲鸿对这段感情失去了信心，既然不能给所爱的人幸福，那就只能放手。他怅然离开南京，到印度讲学，一去便是四五年。孙多慈也终于狠下心来断绝与他的书信联系，然后，和许绍棣结婚。

 

婚后，他们育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尔羊，一个叫珏方，都乖巧懂事，成绩优异，并都到美国留学。

 

而此时的徐悲鸿，也已经和蒋碧薇离婚，娶学生廖静文为妻。两个人的感情都尘埃落定，有了各自的幸福。

 

1949年，孙多慈随丈夫定居台湾，洗去情事的繁扰，她终成大器，成为知名画家，多次举办画展，受到极高的评价。
 

她的成功，一定有丈夫在身后鼎力支持的功劳，当初，亦是他将她拉出情感的漩涡，给她安定富足的烟火生活。他给予她的，不是浪漫，而是成熟的爱，这是每一个女人最后的幸福归宿。

 

有这样的夫君相伴，孙多慈应该很安逸很幸福，她苦苦寻找的不就是这样的现世安稳吗？

 

1953年，徐悲鸿溘然长逝，孙多慈惊闻噩耗痛不欲生，一厢情愿地执意为对方守孝两年，此事至今仍广为流传。她以这样的方式纪念那段夭折的恋情，却忽略了那个默默守护她的丈夫，面对妻子如此痴情的举动，他将情何以堪？

 

孙多慈完全沉浸在那段不能得到的情感中，思念徐悲鸿的同时，她对丈夫越来越冷淡，两人虽同床共枕多年，心却越来越疏离，最终，两人分室而居，形同陌路。

 

她一生陷在爱里，苦苦寻觅，承受各种痛苦和非议，只是想拥有一个普通女人最平常的幸福。这种幸福，徐悲鸿给不了，而许绍棣做到了。正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遗憾的是，孙多慈一直不曾“蓦然回首”，所以，到手的幸福又悄悄地折断了翅膀。